當代中國比較法學奠基人之一,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潘漢典先生已經99歲高齡了,走過將近一個世紀的風雨。跟隨老先生10多年的入室弟子白晟告訴記者,老先生關心的,依然是學術動態(tài)和弟子的學術活動。談及學術,老先生可以持續(xù)幾個小時暢談。盡管業(yè)內有口皆碑,潘漢典卻很少進入媒體視野,這與他低調平和的個性有關,唯愛學術,心無旁騖。
讓我們穿越百年風云激蕩,走近潘漢典的治學之路。
潘漢典的開蒙時代,父母有言:“上學就上最好的。”中學期間,他考取了著名的廣州培正中學,抗日戰(zhàn)爭期間,學校被迫停課遷校至澳門,潘漢典親身經歷了戰(zhàn)亂,家中多年收藏的書籍也多散失,但他仍發(fā)憤讀書,以總分第一名獲得“學業(yè)成績優(yōu)良特別獎”銀盾牌。2015年1月,94歲的潘漢典收到母校的刊物《廣州培正通訊》,高興極了,將剛出版的譯作《博登海默法理學》贈予母校,并親手寫了感恩回信,信中將每一位師長的名字都點到了,連國畫老師、音樂老師也沒有落下。
受從事律師職業(yè)的父親影響,潘漢典大學就讀于上海的東吳大學法學院。同樣因為戰(zhàn)爭,潘漢典入讀東吳法學院期間,學校被迫四度遷址:慕爾堂——慈淑大樓——中華職業(yè)教育——新寰中學——愛國女中。他的弟子白晟清楚記得,2012年前后,有一次潘先生在學院路校區(qū)課后與學生小聚,偶然憶起抗戰(zhàn)時期的求學艱難經歷:1942年正在讀大學二年級的潘漢典,得悉遠在香港的母親因病逝世。因戰(zhàn)火阻隔,甚至未能奔喪。母親“遺命續(xù)學”,他只有含悲苦讀,學業(yè)一直處于年級前三位,而且掌握了英、法、德、日語。說到動情處,老先生不禁潸然淚下。
畢業(yè)前夕,潘漢典受命編輯《年刊》,在東吳法學院1944級年刊的扉頁印著十分醒目的“獻詞”——“敬以此冊獻給母校與祖國”,拳拳愛國心躍然紙上。
正是濃烈的愛國情,1949年,潘漢典雖然獲得了美國耶魯大學研究院獎學金,但最終,他選擇留在國內繼續(xù)從事教學研究,這個選擇,當然也是“最好的”。
1948年獲得東吳法學院碩士學位,之后潘漢典就任上海光華大學法學院教授,輾轉東吳法學院、北京大學、北京政法學院、中國政治法律學會、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和中國政法大學,迄今已從事教學研究71年。
無論就職于哪個單位,他都沒有停止學術研究。為了研究需要,潘漢典又自修了俄語和意大利語,前后花費27年時間,使用了4種意文本,參考了英、美、法、德、日等國出版的《君主論》譯本13種,參閱了關于馬基雅維利思想和生平的意、英、美、德、法、俄、日等國論著17種,于1985年出版了更翔實、精準的《君主論》譯著,他也于2012年被中國翻譯家協會授予“翻譯文化終身成就獎”。
潘漢典是公認的當代中國比較法學的奠基人之一。關于比較法在中國的起源,在英、美、法、德、日等國著名的比較法論著中是缺如的,潘漢典通過對我國客觀的歷史事實地考察,明確提出《法經》不僅是我國歷史上第一部比較系統的成文法典,而且是世界比較法起源上偉大的成就。從當時所產生的社會效果及其后在中國法制史上的深遠影響來說,它同東西方各國比較法的起源相比較是毫不遜色的,與更早的漢謨拉比法典一道,可以稱為東方比較法起源上的雙璧。
潘漢典還曾應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和最高人民法院等單位咨詢,撰寫過若干論文,也曾為現行憲法的“庇護權”概念提供了自己的貢獻。
年近八旬時,他還接受邀請出任《元照英美法詞典》總審訂,與主編薛波多次奔赴上海、南京、杭州、合肥等地,尋訪和誠邀東吳法學院前輩加盟,后又聯系香港、臺灣以及美國、加拿大等地相熟的英美法和羅馬法專家,歷經千辛萬苦,于2003年出版了業(yè)界享有盛譽的《元照英美法詞典》,這是楊鐵樑、盧峻、蔡晉、許之森和潘漢典等東吳學人聯袂為中國法學樹立的一座豐碑。
今年99歲,潘先生依然沒有輟筆,他研讀70多年的譯著《權利斗爭論》將于今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潘漢典學術精品集》也將于年內面世。誠如潘先生自述“是一位勤奮的學者”,在一本本書之間,在每一次筆尖的起落中,不變的是書生報國的拳拳之心。
《光明日報》(2019年04月21日 03版)
原標題:潘漢典:書生報國尺幅間
責任編輯:吉訓偵新海南手機客戶端
用微信掃一掃南海網手機客戶端
用微信掃一掃南海網微信公眾號
用微信掃一掃南海網微博
用微博掃一掃